华人毕业生正逐渐占据着美国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毕业生的大部分。2003年,在美国大概27000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中,有超过2500名(占9.2%)毕业生出生在中国。2006年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博士生中,大部分是在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完成其本科阶段学习。中国学生在完成其博士学位后大部分会选择留下,因此代表着对美国人力资本存量和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的稳定输入。截至2000年,8.9%的美国科学与工程职位的博士生都出生在中国。

这些数字反映了高等教育一个基本的全球失衡问题。研究型课程中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生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大学主导供给。然而,其他国家对该领域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在2007年,接近170万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中国大学完成本科学习,相比之下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仅不足50万。美国对学生有着宽松的移民政策,美国大学也招收了很多外籍研究生。尽管如此,对很多外籍本科生来讲,相较于他们的美国同学仍然很难获得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

在全球人才日益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提高技术移民壁垒对人才引进国有重要的影响。学生移民对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关于海外毕业生的涌入对美国学者和科学家质量的影响却并不清楚。在政治领域,有争论关于被技术签证项目(尤其是H1-B签证)认可的外籍工人是否真正的提高了美国劳动力的平均质量。很多TARP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下受公共资金资助的公司提出要限制H1-B签证工人的雇佣,主张认为在美国工人中可以很容易找到好的替代工人。

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移民带来的福利影响是复杂且难以理解的。华人毕业生的涌入可能有利于美国加强其在高技术领域和大学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比较优势,或有利于促进知识生产的全球速率。然而,一些相反的观点也应运而生。首先,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可能对研究生项目中的美国学生产生挤出效应,这或是因为招生数量有限,亦或是由于接受博士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收入不断压低。其次,研究生一般不会承担其受教育的全部费用,因此美国实际上是在补贴外籍学生的高等教育。如果在将来人才回流变成主流话题,这些相反的论点将变得密切相关。

这篇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证明了美国化学博士项目中的华人毕业生在博士论文期间相较于其他学生会写出更多高质量的论文。这个证据与评估人才引进国认可大量拥有学生签证的外籍青年的政策益处高度相关。虽然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在美国大量毕业生职位的需求帮助美国大学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员工,然而这个关于科研生产力的新证据表明应继续敞开对外籍学生项目的大门。此外,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质量也存在极大的异质性,大量主要来自中国的学生很明显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培训质量和学生选拔标准相关。

尽管对人才引进国家的影响在研究中有所讨论,但对于学生移民的来源国家的影响也同样重要。本研究汇总了一个个体层面的数据集,包含在1999年到2008年间超过200个美国顶尖化学部门的完成博士项目的全部学生。我们可以把这些学生与他们的论文和导师进行匹配,因此可以有效地控制他们工作的科研环境质量。我们通过将数据与大量的中国家庭和姓氏名单匹配,识别这些学生的民族本源。科研生产力由在其博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数量加权出版期刊影响因子来测量。有强烈的证据表明当控制住未被观察的固定效应和学生注册的项目随时间变化的观测特征后,中国学生有更高的科研生产力。有趣的是,中国学生平均上与经过严格筛选的美国科学基金会研究生计划获得者一样高产。生产力差异在观测期变化不显著,有证据表明中国学生与中国同事一起工作会受益。

关于毕业生生产力的发现可以进一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那些能够在美国博士项目获得资格的中国学生是从一群已经通过激烈竞争的中国教育体系中筛选出来的。另一个解释原因与职业机会有关,追求学术事业对中国学生来讲相对更具吸引力,或许由于在非学术职业里存在的移民政策和歧视问题。

研究发现与最近大量的关于美国科学界海外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角色的文献有关。研究使用了个人层面统计的生产力测量,更加直接的识别学生产出的差异。研究实验室层面的数据包含固定效应,显著修正了中国学生偏好的异质性,即使不能排除那些偏好波动带来的可能的偏误。

原始数据基于在化学以及化学工程领域的博士生名单,源自Proquest毕业论文数据库。数据库列举了来自主要的美国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姓名、头衔、毕业年份等信息。研究考察了毕业于1999-2008年期间,共32,069来自所有化学领域的毕业生(包括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工程、无机化学、核化学、地球化学)。其中对一个重要的子样本,研究识别了这些论文的指导老师。对学生导师的信息获取大大改善了识别效果,因为它构建了更加准确的生产力测量,并更好的控制了不同项目的学生筛选。关注于化学领域主要是由于数据原因,然而结果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由于中国顶尖学校在普遍的科学工程领域都具有国家竞争力,给美国博士项目提供了大量本科生。其中,清华大学在工程领域本科生的培养具有相对较强的优势,而北京大学的物理科学则是传统强项。

识别华人学生:数据集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没有公民的系统信息或全部博士生的生源地。William Kerr(2008)在其关于专利引用的共同族群研究中姓氏匹配的方法,有其独特优势。具体来讲研究无法完美的区分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或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另外,姓氏匹配使我们能够从公开可获取来源中分析大型数据集。

研究中在识别民族时考虑到两类错误,一类关于学生有中文姓名但实际上并不是出生在中国。这是由于中文名字与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的名字有共性。此外,区分第一代和后代移民同样也是个问题。第二类错误关于那些出生在中国,但由于他们有较为罕见的姓氏或名字,因此未被识别成中国人。那些中国移民将姓名改为西方式姓名也同样包括在第二类错误里。研究使用大学里的子样本,20%的样本里包括了详细的博士候选人的生物信息,以检查研究使用的民族识别技术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两类错误。结果表明在名单中被识别为华人的有90%左右都在中国完成了本科教育(还有5%在台湾完成本科学习)。第二类错误的比例也基本相似,通过姓名匹配技术被识别为华人的有大概91%在中国受教育。

华人学生分配:在化学领域32,069位博士毕业生中,有4413(13.76%)有中文名字。这个比例在不同的毕业年份保持相对稳定。然而,在不同学校之间则存在着较大差异。较低水平的学校(基于R&D支出统计)往往有相对多的华人学生。

构建生产力测量:为了构建个体生产力测量,文中将博士毕业生的名单与Scopus中的发表数据进行匹配。研究倾向使用的生产力测量是以在博士期间第一作者发文数量,并以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加权数。为了解决同名问题,文中除去了毕业生样本中姓氏和首字母与另一来自同一学校和部门的学生或教授。

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美国大学的华人毕业生在博士论文期间相较其他毕业生平均有更高的科研生产力。对于结果研究倾向赋予的解释为选择效应。美国教育在中国享有优质的声誉,吸引着最聪明、最积极的中国学生。尽管事实上美国学校大量招收中国学生,对于一个青年华人科学家或工程师来讲获得美国博士项目认可也仍然很难。

从中国顶级大学毕业是进入美国博士课程的事实前提。确实中国学生是从非常有限的中国高校精挑细选而来,有大概1000万高中生参加全国高考,然而只有三千人能够进入中国两所最有声望的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因此比美国大多数机构的选拔更加严格,大部分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生都没有足够高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能够录取到北大和清华的本科项目。

关于生产力效应的另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学生与其他毕业生相比有不同的职业选择。一个学术界的职位和博士后的训练可能相对更能吸引中国学生(例如出于移民考虑),因此增加了在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的动力。这种偏好可能出于签证考虑,因为临时居民的工作选择较为受限。这是因为对一些人来讲,有J-1签证可以允许他们的参与课程培训,但不能从事工作。

最后,还有轶事证据表明,华人毕业生在实验室花更多的时间。然而来自博士后的调查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差异非常小(50.5小时/周相对49.8小时/周)。

研究结果揭示了渴望最大限度发挥科学生产力的美国化学部门应该至少增加中国学生的引进数量。然而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结论相关的争论,美国是否适宜于中国研究生大涌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学要选择最佳的博士生候选人,如果没有中国移民,美国高校不得不接受相对质量较低的申请人。结论对美国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如果论文发表率可以很好地捕捉创造力、智力和在职努力质量,这些华人研究生在博士毕业后填补科学和工程界的职位,对美国行业和学术界可能成为很重要的附加值。由于高速的技术变革带来的高技术需求不断增长,以及通过美国公民填补这一需求存在的明显问题,研究强化了要保持学生移民大门敞开的事实。中国学生对学术界的更强偏好不会影响学生迁移对科研生产力影响的这些结论。事实上,学术界因移民产生的职位竞争也会提高总体科技工程领域非学术岗位的准入门槛,因为被挤出的毕业生会选择进入行业而非学术领域。未来的研究可以揭示更多学生移民对目标国家的一般均衡效应。